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李亮，我的研究内容是与天文学史和中外科技交流史，为此我曾经搜集过古今中外的很多星图。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中国古代星图。

通俗地说，星图就是对天空中星星位置的图像描绘。地球上有着不同文明，大家虽然头顶同一片星空，但对星空的认识和理解却有所不同。

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北斗七星为例，古埃及人将北斗星被描绘成一头牛的前腿，英国先民将北斗星想象成耕田的犁，法国人则认为北斗星是一口巨大的平底锅，而我们中国人觉得北斗星是一个大大的勺子。

北斗七星除了形状像勺子，在中国古代，人们还赋予了它很多文化上的内涵。比如我们将由4颗星组成的北斗勺口称作“斗魁”，“斗魁”也就是古代的星神之一——“魁星”。

“魁星”一直深受古代读书人的推崇，被认为是主宰人世间功名禄位的星神。现如今很多地方都建有“魁星阁”“魁星楼”这一类的建筑，那里曾经是古代读书人在赶考之前必去的打卡地，如今依然香火旺盛。

在2023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去厦门的一所学校给那里的孩子们作义务科普讲座。当我提及“魁星”之时，那里的学生非常激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校园里就有一座这样的“魁星楼”，这座楼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在传统的画像里，“魁星”通常被描绘成一只手持着笔，另一只手托着方形容器的形象，这个容器就是北斗的斗。“魁星”一只脚踩在一只大鳌的头上，取“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寓意。

此外，古人还将北斗看成是天帝的马车。在这幅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中，天帝坐在北斗组成的车中，由祥云衬托着，正接受大臣的朝拜，意为“斗为帝车”。

北斗之所以被当成天帝的马车，是因为北斗七星一直绕着北极星不停地旋转。就如同天帝的马车载着天帝在天空的中央来回巡视，管辖着四方的臣民。

东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张衡在描绘中国古代星官之时说道：“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这句话是在说中国古代的星大多数是以器物、官名以及人事来命名。天空俨然成为古人的世间百态、社会制度和人文习俗等各方面的缩影。

古人相信天上与人间的事物是相对应的，由此可以通过观测天上的天象来占卜人世间的吉凶祸福。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对天文学非常重视，各个朝代的官方都十分支持天文学。天文观测活动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并且留下了大量的天文学的资料。

在三国两晋时期，有一位叫陈卓的太史令把当时的星空总结成包括283个星官、1464颗星的星座体系，并且用三垣二十八宿划分了主要的天区。

三垣是指天空中用星星围成的3片区域，它们就如同天上的3座城市一样。古人将其中以北天极为中心的区域命名为“紫微垣”，另外两个命名为“太微垣”和“天市垣”。紫微垣就如同天上的紫禁城，是天帝居住的场所。太微垣是天帝办公的地方，天市垣则是天上的街市。古人还将黄道和赤道附近的星空划分成28个区域，称作二十八宿，以此来度量日月和五星的运动。

中国古代星图也称天文图，作为重要的天文资料历史悠久、种类众多、绘制精美细致，是中国古代科学文明的一项重要成就。

英国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经评价道：“直到14世纪末，除了中国的星图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他甚至还说：“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前，可以和中国天文制图传统相提并论的东西可以说是很少的，甚至就没有。”李约瑟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呢？

1978年，考古学家在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发掘了一座战国时期的古墓，这座墓的主人是曾国国君曾侯乙。想必大家对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编钟非常熟悉，其实在曾侯乙的墓中除了编钟，还出土了一件绘有北斗和二十八星宿名称的漆箱。

这件文物是目前已知的具有二十八宿名称的最早的出土文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漆箱的盖子上面正中间有一个篆书写的“斗”字，用来代表北斗七星它的四周有二十八宿的名称，漆箱的两边分别绘有青龙和白虎的图像。

古人也喜欢把星图画在墓室的壁画中，一方面起到装饰的效果，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古人死后重生的愿望。司马迁的《史记》曾经记载在秦始皇陵的墓室顶部绘有一幅巨大的星图。当然，我们知道秦始皇陵并没有被正式发掘，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幅星图到底长什么样。

不过类似的星图在我们古代的墓室中间还是比较多的，比如在2015年，考古学家在陕西靖边发现了一部东汉时期的墓葬，其墓室顶部就绘有一幅星图。这幅星图是以北斗星为中心，囊括了二十八宿和天上主要的一些星官。

这幅星图画得非常生动，比如二十八宿中的“毕宿”。毕是一种捕捉动物的工具，就像逮蝴蝶或者逮小动物的网子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毕宿“上面显示着一个人拿着毕在追赶猎物的形象。二十八宿中的“参宿”旁边画有一只白虎，这是因为古人通常将“参宿”当作白虎的前腿。

除了墓室的壁画，在一些古代的建筑中也有一些绘有星图的装饰件。我们可以看这个河南南阳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图的右上方绘有牛郎星，在牛郎星的下面还绘有一个人做扬着鞭子、牵着牛的形象。

除了画像石，汉代的瓦当也非常流行，收藏界有“秦砖汉瓦”的说法。其中，就有以四神为主题的瓦当。

所谓的四神，就是古人将二十八宿分为四组，以四种不同神兽的命名，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汉代的人们用四神来表示不同的季节和方位，同时也将其用来避邪求福。

在敦煌的藏经洞中曾经出土过一幅《敦煌星图》，这幅星图是一张长度接近四米的卷轴。敦煌星图大约绘制于唐中宗时期（705-710），图中包含了十三幅图和五十行文字，共绘制了1339颗星，这一数量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星图。

星图的前十二幅对应十二个月，采用了直角坐标投影的方式。最后一幅（左下图）为北极紫微垣附近天区，采用了极坐标投影的方式。《敦煌星图》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采用两种不同投影方式来描绘整个天空的一幅星图。正因为此，这幅星图绘制的非常准确，所以李约瑟称其为“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星图”。

同样是在敦煌，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绘有十二星座图案的星图。例如，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甬道中画有一幅“炽盛光佛图”壁画，壁画中除了绘有二十八宿星神之外，还绘有十二星座的图像。随着佛教的兴起，当时很多西方的星座知识通过佛经或者佛教传入中国，所以壁画中间也出现了一些西方的元素。

仔细比较可以发现，十二星座中有一些星座和我们日常的认识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人马座，在古希腊神话里，人马座是一个半人半马的形象。但是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并没有这种元素，中国的古人也很难理解这样的形象。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画了一个人牵着一匹马来代替人马座。

同样，摩羯座也是如此。摩羯座的形象上半身是山羊，下半身是鱼。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也非常难以理解。所以他们采用的一种源自印度的摩羯鱼的形象，来代替摩羯座。

到了宋代，中国古代的星图发展愈发成熟，并且绘制也越来越精准。比如，大家看到的这幅《苏州石刻天文图》是现存较早的，根据实际观测绘制的天文图。

它的观测年代是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星图的绘制时间大概在南宋。《苏州石刻天文图》绘有1400多颗星，星图中有银河斜贯其中，画得非常细致和准确。

由于《苏州石刻天文图》是刻在石头上的，拓印非常方便，所以流传极为广泛。正因为如此，这幅图在天文知识的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中国古代的星图也传播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区，在科技与文明的交流中起到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

左边是被韩国誉为国宝的《天象列次分野之图》，这幅图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右边的这幅图则是日本江户时期的一位叫做涉川春海的天文学家绘制的《天文分野之图》，这幅图也深受中国传统星图的影响。

通过比较这些星图，可以发现它们与前面提到的《苏州石刻天文图》非常相似。这些东亚地区的星图与其他天文学知识一起，共同构筑了极具特色的“东方天文学体系”。

在古代也有一些特殊用途的星图，比如说航海星图。在进入信息时代之前，人们在茫茫的大海上、在无垠的沙漠中，该如何实现定位的呢？在当时，星象就常常被用于定向和导航。

在《郑和航海图》中绘有“过洋牵星图”，图的正中间画有郑和的宝船，图的四周画有恒星的图像。

这些图是与另外一个叫做“牵星板”的天文仪器配合着使用的。

“牵星板”是一系列大小不同的木片，在使用时观测者将其举起，用板的下边缘对准海平面，将上边缘对准某颗恒星。依据所用之板大小，就可以得出恒星的高度数据。

比如北极星，北极星的地平高度是与地理纬度有关的。所以只要通过牵星板测量出北极星的地平高度，就可以得到所处的地理纬度。古人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就可以确定人在海洋中所处的位置。

到了明朝末年，随着西学东渐，越来越多的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在此之前，西方进行了科学革命，天文学也得到了迅猛发展。由于明朝当时使用的历法《大统历》已经不太精确，时任礼部左侍郎的徐光启建议使用西方的天文学知识来改进中国传统历法。

为了让崇祯皇帝熟悉西方天文学，增加对西洋历法的兴趣，徐光启还将一副采用西方天文学方法绘制的星图装饰在一架屏风上献给崇祯皇帝，这就是《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这幅图宽4.5米、高1.7米,绘制得极为精美，它也是东方现存最大的一幅皇家星图。

这幅星图融汇了中西方的天文学知识。虽然里面有很多内容继承了中国传统星图的一些内容和特点，但是它的天文观测数据以及天文知识有很多是来源于西方的。

在星图的四个角落绘有西式的四件天文仪器，它们的源流和风格都是按照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仪器设计的。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中的星座沿用了中国传统星官的名称。不过有一些星座在中国是见不到的，所以就采用了翻译的方法。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这些星座中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名称。

比如在南天的“印第安座”，当时中国古人对印第安也没什么概念，他们就使用当时比较熟悉的“波斯”来代替印第安的名称。另外还有一个“天燕座”，天燕座的原型是东印度群岛的一种鸟，叫做极乐鸟。中国人当时对这种鸟并不熟悉，所以使用了“异雀”的名称来表示。

到了清朝雍正年间，德国传教士戴进贤绘制了《黄道总星图》。这幅图是采用西方铜版印刷工艺制作的。它的特点是采用西方传统的黄道坐标，而不是中国天文学普遍使用的赤道坐标。

不同文明对坐标系的使用会有不同的偏好。因为中国天文学家非常重视恒星的观测，所以喜欢用赤道坐标。现在的很多天文望远镜使用的依然是赤道坐标体系。而西方的天文学家比较关注日月和五星的运动，所以他们更多采用黄道坐标体系。而阿拉伯地区的人们需要随时了解圣城麦加的朝向和位置，所以他们采用地平坐标。

为了深入研究这幅星图，我进行了一些搜集整理工作，发现这幅图在世界各地有20多个不同的藏本，上面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实，戴进贤的《黄道总星图》受到了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纳奇所绘的一幅星图的影响。他们的图像非常相似，布鲁纳奇的这幅星图四周装饰有非常多的图像。

这些图像包括太阳黑子、月球的表面、木星的卫星、土星的光环以及金星相位的变化等，这些内容都是在伽利略发明天文望远镜之后，西方天文学家最新的一些天文学发现。

通过对这两幅图的比较，还可以发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首先，这两幅星图是呈镜面对称的。也就是说，布鲁纳奇的星图是从天球外往地球看，是一种上帝俯视的视角。而《黄道总星图》是仰视的视角，符合中国人“以人为本”“仰观天象”的习惯。

这两幅星图的起始点也不同。布鲁纳奇的星图采用春分点为起点，春分点对应的是黄道十二宫中的白羊座。由于岁差的原因，现在它的位置已经挪到了双鱼座。但《黄道总星图》的起始点是冬至点。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呢？因为冬至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说在测量回归年的时候需要使用圭表来测量影长，通常就是在冬至这一天测量。这一天太阳的高度最低、影子最长，最便于观测。所以中国的天文历法往往是把冬至点作为一年的起始之点，我们也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此外，这两幅图的星官的体系不同。《黄道总星图》中依然沿用了中国传统的星官，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北斗，在斗魁的魁星中有一个叫“天理”的星官，而西方星图中没有这个星官。

到了光绪年间，中国传统天文学基本上和西方接轨，很多内容已经西化了。当时有一本书叫《天文图说》，对西方的星座进行了系统的翻译。书中兼用了星座的意译和音译，其中部分星座采用意译如“大熊”“天猫”“鹿豹”，少数星座用音译，如“安多美大”（仙女座）、“比尔息武”（英仙座），还有一些采用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

近些年我们国家也有一些举世瞩目的大型天文望远镜。比如以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命名的LAMOST望远镜，在恒星的光谱测量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大家更熟悉的“中国天眼”FAST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在脉冲星的观测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类仰望星空的无数次追问，不仅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还促进了科技与文明的发展。当然，宇宙中依然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等待着我们探索。

我们也相信未来的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起，朝着星辰大海迈进。

谢谢大家！